巴菲特对内在价值的定义极其简洁且深刻：一家企业在其余下生命中所能产生的现金，经过适当折现后的贴现值。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2010年致股东信中，是伯克希尔评估一切投资机会的根本标准。
内在价值与账面价值有着本质区别。账面价值记录的是过去投入的资本，而内在价值衡量的是未来能取出的现金。正如巴菲特所言："账面价值记录的是投入（包括留存收益），而内在价值衡量的是能取出。"两者可能天差地别。例如，伯克希尔纺织业务的账面价值很高，但内在价值接近于零——因为它赚不到与其资产规模相称的收益。
内在价值是伯克希尔一切决策的终极指南。无论是收购整个企业、买入上市公司股票，还是回购自身股份，衡量标准始终如一：交易价格是否低于被收购对象的内在价值。
评估内在价值的关键要素包括：
巴菲特反复强调，内在价值的计算"远谈不上精确"。它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而是一个估计区间。因此，当市场价格远低于其内在价值估计范围的下限时，才构成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在伯克希尔的语境中，内在价值的一个独特特征是：由于集团结构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效应，伯克希尔的内在价值不应简单等同于各部分资产市值的简单加总。各业务板块之间的资本配置灵活性、税务效率、低管理费用以及独特的企业文化，都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协同价值。
2012年"五片树林"估值框架：巴菲特将伯克希尔的内在价值分解为五大类资产——控股非保险业务、股票投资组合、与其他方共享控制权的企业、现金等价物与固定收益工具、以及保险浮存金。这一框架帮助投资者理解伯克希尔整体价值的构成。
2016年浮存金价值评估：巴菲特专门讨论了如何评估浮存金对伯克希尔内在价值的贡献。他指出，虽然浮存金在资产负债表上记录为负债，但由于长期维持承保盈利，浮存金实际上充当了股权资本的角色。
2018年正式放弃账面价值：由于伯克希尔已从一家主要持有上市股票的公司转型为主要由运营业务构成的企业集团，且股票回购进一步扭曲了账面价值（回购价格高于账面价值但低于内在价值，导致每股账面价值下降而每股内在价值上升），巴菲特宣布不再以账面价值变化作为业绩指标，转而使用股价作为衡量标准。
2019年留存收益分析：伯克希尔从十大持仓公司应占的留存收益达83.32亿美元，远超收到的37.98亿美元股息。这些未在报表中确认的留存收益是伯克希尔内在价值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
回购决策：伯克希尔仅在股价明显低于内在价值时进行回购。2019年以50亿美元回购约1%股份；2020年和2021年加大了回购力度；2022年第一季度回购约10亿美元。巴菲特强调："只有在以下情况下伯克希尔才会回购股票——a) 查理和我认为股价低于其价值，以及b) 完成回购后公司仍拥有充裕的现金。"
"账面价值等于内在价值"：错。账面价值是历史成本，内在价值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伯克希尔旗下许多优秀企业的内在价值远超其账面价值，而一些不良资产的账面价值可能已无内在价值可言。
"内在价值可以精确计算"：错。巴菲特始终强调内在价值是一个估计区间，远谈不上精确。因此，投资需要足够的安全边际——以远低于估计价值的价格买入。
"市值就是内在价值"：错。市场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才是称重机。市场价格可能短期内与内在价值严重偏离。
"各部分内在价值的简单加总等于整体内在价值"：错。伯克希尔的结构协同效应——资本配置灵活性、税收效率、风险管理能力——使得整体价值大于各部分之和。
2010-2011年：首次系统定义内在价值，将其与账面价值严格区分。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伯克希尔特质。
2012-2014年：通过"五片树林"框架使内在价值评估更具操作性。引入保险浮存金这一独特因素对价值的贡献。
2015-2017年：账面价值与内在价值的背离日益加剧。越来越强调以运营业务为核心的价值评估。
2018年：做出重大转变——放弃账面价值作为业绩指标，转用股价。全面阐述五类资产的内在价值评估方法。
2019-2022年：聚焦留存收益的力量，指出被投资公司的留存收益是伯克希尔内在价值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回购活动成为体现管理层对内在价值判断的重要信号。
"账面价值记录的是投入（包括留存收益），而内在价值衡量的是能取出。"
"内在价值的计算远谈不上精确。因此，以货真价实的95美分去买估计值1美元的资产，我们两人都不觉得有什么紧迫性。"
"查理和我并不把上面列出的2480亿美元视为一堆股市赌注——不会因为华尔街的评级下调、收益'未达预期'、美联储可能采取的行动、可能出现的政治变局、经济学家的预测或任何其他一时热门的话题而终止持有。相反，我们在持仓中看到一组我们部分拥有的公司，按加权计算，它们在运营所需的净有形股权资本上赚取着超过20%的回报。"
"在伯克希尔，整体远远大于各部分之和。"